【资本运作】
科龙困局难道仅是顾雏军个人的责任吗
    赛迪网 独家报道 4月29日，科龙电器(000921)正式公布了2004年年报，宣布亏损6000多万元，这与去年前三季度还盈利2亿多元的情况相差甚远，科龙危机由此露出水面。5月10日，科龙电器公告称，由于违反证券法规遭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调查。5月中旬，德勤表示不再寻求续任科龙审计师。6月中旬，媒体陆续揭露科龙生产线停产。7月14日，科龙电器

    公告称，2005年上半年将出现较大幅度的亏损。而上海律师严义明发难科龙，表示要扳到顾雏军，科龙危机一步步加深并社会化放大，而顾本人也日益陷入孤立，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8月15日，科龙电器发布公告称，公司于8月12日召开董事会并通过决议，罢免公司董事长顾雏军。另外，此前递交辞呈的3位独立董事中，李公民、徐小鲁撤销了辞职申请，而陈庇昌则更改辞职时间。
　　仅仅是诚信危机？
　　据悉，罢免顾雏军的原因是由于其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现已无法正常履行董事长职责。为保证科龙依法运作及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董事会通过决议免去顾雏军科龙电器董事长职务，而由副董事长兼总裁刘从梦负责代行公司董事长的职权。
　　众所周知，中国从来不缺炒作家，也不缺玩游戏的人，中国缺的是踏踏实实做实事的人。

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需要踏踏实实做实事的人来支撑，玩弄花里胡哨的资本游戏，最后的结果只能害人害己。面对格林柯尔系危机，许多人都说"顾雏军有今天，我们并不觉得意外。"为什么不觉得意外呢？如果仍然有人认为格林柯尔危机仅仅是顾雏军自己的事情，则大错特错。观察家刘步尘这样认为。"如果不能从顾雏军身上吸取教训，我相信顾雏军不是最后一个。"刘步尘还表示，从本质上讲，顾雏军从前到后玩的都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游戏，所谓没有悬念就是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了他最后的结局。
　　在中国，可以说目前还没有诞生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家，只有资本玩家而已。但是，资本玩家能玩多久就不一定了，德隆系倒下了，蓝田系也倒下了，顾雏军有不倒的理由吗？显然没有。有人认为，今年发生的诸多危机事件，如黄宏生挪用资金、光明乳业回产奶等都和诚信有一定关系。其实，顾雏军危机、黄宏生危机、王佳芬危机等等不完全是诚信危机。顾雏军和黄宏生挪用资金，王佳芬撒谎，反映出中国企业家的诚信修养很欠缺；但不仅仅是诚信问题，这里面蕴藏的也不是一个诚信问题就可以解决的。
　　同唐氏兄弟和他们的"德隆帝国"一样，对顾雏军和他以科龙为平台精心编织的格林柯尔系，社会上传来的质疑之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2001年，顾雏军一举收购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名牌"上市公司科龙电器而进入人们的视野。不久，就有媒体对这一"蛇吞象"的收购行为提出质疑。质疑的焦点是，顾氏收购科龙电器的一大笔钱是从哪里来的？随后，以三、四年时间、约十亿元资金，进行频繁收购，寂寂无名的顾雏军最终成为内地4家上市公司的控制者，也最终成就了顾氏格林柯尔系"资本帝国"。但顾雏军的"高超财技"非但没有化解掉社会对他的"原始疑点"，其所控制公司大起大落的业绩及不知来源的收购资金，更加强化了人们对"格林柯尔系"的疑问。而顾雏军回应质疑的，始终只有一句话:"我凭什么要告诉你我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的确，顾雏军可以不告诉我们，他频繁收购上市公司股权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但是，作为这个市场的组织者和监管者，面对媒体和专家的质疑，是不是就可以无动于衷呢？需要我们反省的是，当顾雏军的一系列资本运作中，我们的有关部门是不是有失察之责？我们待被购的企业在资本运作期间，当地政府当时有没有对顾雏军和他的格林柯尔进行过必要的"尽职调查"？众所周知，在资本市场的购并运作中，收购方一般都要委托专业机构对被收购方进行尽职调查。
　　告别顾雏军时代
　　科龙电器终于正式告别了顾雏军时代。刘从梦，这位顾雏军曾经的得力助手，正在努力扛起科龙摇摇欲坠的大旗。今日，他正式走上科龙决策台。说实话，46岁正是人生的巅峰时刻，但对头发花白的顾雏军来说，这个年龄已是落寞时分。7月29日晚，刚下飞机的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闪电被拘。而就在几天前，他在北京完成最后一次公关后，悄悄返回广东，密召科龙高管开会挽救败局。7月8日，科龙三位独立董事提出辞呈，7月11日，小股东、严义明律师发起"倒顾运动"，这个资本狂人倾五年之力搭建的格林柯尔系，在短短一个月内陷于坍塌。
　　回溯顾雏军的资本之旅，我们或许能发现一些什么。这个资本狂人在资本市场演绎的一场场收购又带来了什么呢？2000年，顾雏军在开曼群岛注册格林柯尔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并在当年7月13日成功登陆香港创业板。2001年的10月，顾雏军斥资5.6亿元收购时为中国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科龙。2001年国内主要经济类媒体均发表质疑文章，火力集中在顾雏军的理论悬疑、公司业绩、收购资金来源等问题上。但质疑并没有延缓顾雏军的资本疯狂运作。
　　2003年，顾雏军摘帽"ST科龙"后，带着这个梦想开启中国冰箱业的并购大幕。2003年5月，顾雏军拥有全资股份的顺德格林柯尔，在合肥和美菱电器达成合作协议，顺德格林柯尔以2.07亿元的价格，收购了美菱电器20.03%的股份，成为美菱电器最大的股东。当年7月，格林柯尔旗下的科龙与杭州西冷集团签署协议，收购西冷70%的股权。同时，格林柯尔与南京斯威特集团抢食小天鹅，并争购小鸭电器。
　　顾雏军更将触角伸向汽车业，并加快了其整体收购的速度。在家乡扬州，顾雏军布下进入客车行业的第一颗棋。2003年12月，顾雏军以4.178亿元，通过扬州格林柯尔协议收购了亚星客车11527.3万股国家股(占总股本的60.67%)，并因此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收购扬州亚星之后，顾雏军马不停蹄地收购了国产汽车轴承第一品牌襄阳轴承。2004年4月，襄阳轴承第一大股东襄轴集团将其持有的4191万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格林柯尔，转让总价为1.01亿元。转让后，格林柯尔将持有公司29.84%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
　　尽管已掌控4家A股公司和1家香港创业板公司，顾雏军的资本运作仍未停歇。2004年8月，格林柯尔以1.84亿元的价格收购商丘冰熊冷藏设备有限公司。11月，顾雏军通过境外子公司GRCCapital全资收购了法国汽车配件生产商汤姆肯斯的子公司盖兹国际在法国莱维斯的汽车管件工厂，及英国汽车设计公司LPD，从而打通了客车从设计到零部件再到整车生产的整个产业链。在一系列收购完成之后，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已悄然成形，产业顶端是格林柯尔制冷剂，作为产业链的上游资源，一条线路是直接向下游两家电器类上市公司出口，另一条线路是向两家汽车及其汽车配套类上市公司产业延伸。
　　令人关注的是，在顾雏军大肆收购的同时，顾雏军和他的格林柯尔始终摆脱不了市场的质疑，特别是在格林柯尔并购的资金来源问题上。2004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金融教授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顾雏军在"国退民进"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这也是在业界非常著名?quot;郎顾之争"。
　　从"郎顾之争"开始，顾雏军就开始了"流年不利"，2005年1月11日，香港联合交易所对格林柯尔科技及有关董事予以公开谴责，原因是其没有及时披露2001年向天津格林柯尔工厂采购2.3亿元制冷剂的关联交易。2月24日，格林柯尔旗下美菱电器又公布了整改报告。由于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在2004年9月27日至9月30日对美菱电器进行了巡查，并勒令其进行整改。主要原因，一是资金占用问题，二是2004年重大借贷事项未及时披露，三是财务和管理上的问题。
　　3月29日，香港联交所再次发布通告，对广东科龙电器(0921，HK)前7位执行董事未及时披露1997年至2001年期间科龙电器和容声集团的多起重大关联交易而予以公开谴责。通过关联交易，容声集团合计拖欠科龙电器总额和相关利息达人民币12.6亿元。但真正的灾难来自4月。4月27日，科龙电器突然发布预亏公告，公司2004年预计将亏损6000万元。值得注意的是，科龙在2004年1至9月底净利润超过2亿元，每股收益也达到0.2元。而不过三个月时间，科龙的业绩就从天堂掉入地狱。
　　同时，亚星客车4月26日公布了2004年度和2005年第一季度亏损报告。自2005年4月27日起，公司股票简称变更为"*ST亚星"。4月底有消息称，中国证监会分别下派了广东、江苏、湖北、安徽四地的证券监管部门联合对格林柯尔涉嫌违规挪用其控股的上市公司科龙电器资金，收购美菱电器、襄阳轴承以及亚星客车三家上市公司的事件展开调查。
　　5月10日，科龙电器发布公告称，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与此同时，格林柯尔系的审计师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也与其提出"分手"。占公司销售收入近100%的空调和冰箱业务部分生产线已经停产。7月8日，科龙电器公告称，公司三位独立董事陈庇昌、李公民、徐小鲁提出辞呈。7月11日，一场公开的"倒顾运动"开始。7月26日，美菱电器发布公告称，美菱集团正在与广东格林柯尔洽谈收购其所持股份的相关事宜。至7月29日顾雏军被拘，格林柯尔系瓦解迹象渐显，一个人的资本运作时代结束了。
　　独立董事真是独立大发了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严义明律师是否会成功，他以持有100股股东的名义，挑战顾雏军、挑战科龙那些高薪的"花瓶"独立董事，至少给现在所有的上市公司，所有独立董事敲响了警钟。那就是随着投资者法律意识的增强，投资者再也无法容忍上市公司利用独立董事来当"遮羞布"了。
　　我们更关注的是，现在的独立董事制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保护流通股股东的作用？是否应该在法规法律上对独立董事制度加以强化、改善以及充实，从而让独立董事真正"独立"起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19日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还存在缺陷，要想让独立董事真正发挥"独立"作用，必须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来完善这一制度。
　　其实，在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下，独立董事这种制度由大股东挑选，由大股东控制的股东大会表决通过，根本就不能有效制约大股东。何况，独立董事人选，只注重德高望重，不太注重专业性，本身就无法独立完成监督上市公司的复杂的资本运作行为。所以，出现像顾雏军这样资本运作高手时，独立董事"失声"就并不奇怪了。顾氏只花了3亿多元资金就控制了科龙上百亿元资产，而这3亿多元现金最终还是流回其旗下企业。在顾氏腾挪资产的过程中，如果说局外人难以在短时间内难窥其奥，可是那些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又干什么去了？在"顾版资本

    神话"的编制过程中，非独立董事因其巨大的利益关系，难以摆脱与顾氏同流合谋的嫌隙，那些独立董事虽然以辞职来摆脱干系，但人们还是要怀疑，他们的独立性体现在哪里呢？他们，是顾雏军的独立董事？还是全体股东的独立董事呢？
　　吴敬琏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第一，明确独立董事的权利，加大独立董事在相关领域的"主导权"。如可考虑将独立董事的提名权转交给提名委员会?熏而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比例要高于1/2。第二，完善法律配套环境，使独立董事发挥作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吴敬琏特别强调，应尽快引入"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第三，独立董事的人选可以考虑引入市场化机制。上市公司可以考虑通过专业的咨询公司、"猎头"公司，物色专门的独立董事人选。这样可以避免大股东任人唯亲。
　　独立董事要有专业资格，实行职业化。挑选独立董事，只能从经过考核的，有组织的持证独立董事候选人中挑选。独立董事只拿派出的独立董事职业组织的报酬，不能拿上市公司报酬，这是维护和保证独立董事姓"独"的很重要的方法。对于此前严义明律师征集科龙股东投票权，并参加该公司独立董事的竞选一事，吴敬琏表示，希望该事件的最终结果能够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和促进独立董事制度的改善，希望该案例能够引发大家对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缺陷的思考，促进包括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在内的各方尽快着手，采取推动制度建设的相关配套措施。但愿这次事件能给独立董事们敲响"警钟"。
　　科龙重组还有戏吗？
　　在科龙出事后，格林格尔所持科龙电器股权被冻结了。据悉，冻结广东格林格尔所持科龙电器股权的并非是地方政府，而是两家商业银行。至此，科龙电器33.35%股权掌握在银行手中了。业内人士认为，科龙电器未来将取决于银行的态度，而一旦因资产质量太差导致重组艰难的话，不排除银行会通过拍卖、破产等手段变现。
　　8月5日，科龙电器公告广东格林柯尔所持26.43%股权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由于没有像往常一样披露冻结申请人，一度给市场以各种想象的空间，主要的猜测是科龙电器所在地的顺德区政府为重组而采取的"雪藏"策略。但后来有媒体披露，对这一期限从2005年7月28日至2006年7月27日的冻结是由农业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申请的，分别为1.6亿元和1亿元贷款进行诉前财产保全。
　　其实，无论扬州中院冻结广东格林柯尔所持科龙电器股权消息是否确凿，科龙电器重组的悬念都已经由银行决定了。加上工商银行刚刚转入华融

    资产管理公司的6.92%股权，科龙电器已经有33.35%股权掌握在银行手中了。在已经为市场所知的7次冻结顾雏军旗下资产的申请人中，共牵涉到4家银行。其中，浦发银行、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各2次，农业银行1次。除了申请冻结广东格林柯尔所持科龙电器股权外，浦发银行还在扬州申请冻结了扬州格林柯尔所持* S T亚星的股权，建设银行两次冻结的分别是扬州格林柯尔所持* S T亚星的股权、江西科龙所持商丘科龙的80%股权，交通银行两次冻结的分别是扬州格林柯尔所持* S T亚星的股权、广东格林柯尔所持美菱电器的股权。
　　科龙电器等上市公司股权被冻结，几乎都是为顾雏军不同的格林柯尔壳公司贷款担保所致。其中，尤数深圳格林柯尔最为严重。在顾雏军等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市场一度猜测其亏空可能也就几个亿。不过，据悉由于格林柯尔内部非常混乱，连顾雏军本人也根本弄不清从科龙电器挪用了多少资金。显然，顾雏军带给科龙电器的亏空果真很大的话，广东格林柯尔所持股权的价值无疑将会大大缩水。而证监会调查认定科龙电器从2002年开始虚增收入的结论，则表明科龙电器资产质量可能远远没有账面上的高。
　　无论如何，科龙还要发展，重组也是必然的，只是在新一轮的重组中，不要让我们再看到纯粹的资本运作了。

【股权分置】
"涡轮客"的历史轮回
◎郇丽
　　近两个月以来，市场上传说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涡轮"（warrant，即权证），这是一个在中国市场消逝了9年之久的概念，不过，这却是一个近年来在香港市场愈演愈烈的神话。
　　有传说，香港曾有人花了5万港元买了只"仙轮"--即价格只有1分钱的涡轮。
他最初的想法是，要是看错的话，最多5万元就不要了。没想到后来香港股市不断上涨，"仙轮"一路涨到1元，他最后从银行提走了500万港元。
　　魏杨（化名），1993年，曾经将5角钱的"陕解放权证"当股票购买的投资客。
　　"近年来，涡轮在香港越来越流行，成交量已经占到证券市场的20%，香港已经是全球数一数二的权证市场。"魏杨表示。
　　10年的股海投资经历，魏杨同样对"香港涡轮"有着浓厚兴趣。他介绍说，2003年，看好H股，当中铝股价在4港元左右的时候，他大量买入中国铝业的涡轮，当中铝股价涨到6港元左右的时候，其涡轮价格已经从0.57港元涨到2.6港元，上涨了4.5倍。如果当时买入的是中铝股票而非涡轮，所能赚到的最大收益只是50%。
　　魏杨解释说，就是这样一种高"杠杆效应"深吸引着香港人淘金涡轮。对于杠杆效应可以举个例子来说，比如看涨的权证或者是看跌的权证，现在的股价是6元钱，权证可能就值几分钱，因为多了别人就不用了，可以直接买正股。比如说股价涨到了6.1元，那么对于这只股票来说，可能是涨了很少一点，6元到6.1元，对于一个两分钱买的权证，这时候它就值一毛钱，因为你原来是6元钱行使价买进的，现在市场已经到了6.1元，赢了一毛，你自己就涨了5倍。
　　魏杨表示，所以权证实际上就是一个权利，权证价格的波动最终取决于标的股票的价格变化。所以，往往在股票行情波动剧烈的时候，是买入涡轮的最好时机，有时一个波段的涡轮可以带来1～4倍的利润。
　　再以认股权证为例，当正股的价格为5元，行使价为4.8元，那么涡轮的价值(即行使这项权利的价格)就是0.2元。如果正股涨到5.3元，那么涡轮的价值也上升到了0.5元。这就是说，如果正股的升幅是6%，而涡轮的升幅是150%，放大效应达到25倍。但是如果股价等于或低于5元的时候，那么涡轮就一钱不值了。
　　据了解，历史上国内权证的推出始于1992年，沪市首先推出飞乐股份股票的配股权证，以后是金杯权证、申华权证，1995年和1996年沪市又推出江苏悦达、福州东百等股票权证。深市陆续推出过厦海发、桂柳工、闽闽东、闽福发、丽珠、吉轻工、湘中意、宝安证等股票的权证。
　　回顾历史国内权证的推出，魏杨介绍，深市权证炒风是由"宝安权证"引发的，"宝安权证"从4元涨至20元，但是"宝安权证"的内在收益率始终是负值，随着权证的期限到期，"宝安权证"跌成一堆废纸。
　　据魏杨回忆，当年权证的价格往往高于正股价。譬如，江苏悦达正股价7元多，配股价4.50元，悦达A1权价格竟高达15.5元，悦达A1权证甚至出现过一天涨637%的奇观。也就是说投资者宁愿花每股20元买悦达的"期货"股票，也不愿意买7元多的现货正股！悦达A1疯狂之后也最终跌到0.01元。
　　据说，权证的重大利好发生在1995年初，在1994年底，部分主力先炒基金，到了12月份又开始炒权证。当时，厦海发、吉轻工转配A权复牌后的开盘价分别达6.78元和5.24元，而吉轻工的正股价才3元多，就是说，权证价格比正股价还高。
　　然而，历史上这些权证最终都沦为金融投机工具，尤其是1996年的配股权证，投机性非常强，权证交易不得不被叫停。
　　前期，长江电力和宝钢全流通股改对价方案中均包含有权证条款，并有消息说，宝钢权证将于8月15～19日上市。时隔9年之后，涡轮在国内市场借全流通杀了个回马枪。
　　虽然权证的推出借股改前提，但在魏杨看来，长江电力的权证方案不属于对价措施，只是两者捆在一起。
　　他表示，因为，按照三峡总公司的承诺，在权证行权日,上市流通权证的持有人有权将所持权证以每份1.8元的价格出售给三峡总公司。从理论上说，长江电力复牌后无论股价出现多大的跌幅，长江电力认股权证的价格都不会低于1.8元，也就是说，长电权证具有1.8元的保底价值，因而波动幅度受股价波动的影响相对较小，杠杆作用也会有一定的折扣。
　　宝钢股份的权证与长江电力权证有本质区别，没有保底回售价，存在着到期价值为零的风险，因此其价格波动幅度将远远大于长江电力权证。魏杨握有一定量的宝钢股份，他认为，若两家公司停牌期间两市大盘出现明显上涨，公司复牌后的股票价格也会较原来计算的除权参考值为高，权证的价值也会相对提高。
　　但是，市场传言，尽管管理层对权证产品寄予厚望，市场的反应却要淡漠得多。许多人认为，权证重返中国股市，是"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新手段"而已，甚至有可能，"认沽权证"将演变成为市场的一场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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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投资权证需把握四原则
    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８日专电（记者张旭东）中国证监会日前批准基金可主动投资股权分置改革中出现的权证产品，而宝钢股份权证则在下周一（８月２２日在上证所上市流通）。投资者如何对待这一新鲜的金融品种？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战龙近日表示，投资权证需把握好四个原则。
他说，权证是一种带有杠杆效应的高风险金融证券产品，投资者要谨慎对待。首先要严格控制投资于权证的仓位。权证属于较高风险品种，不能把权证仓位等同于股票仓位来看待，尤其应避免把全部资金都投资于权证。否则，运气好时获利固然可观，但若方向判断错误，损失也会相对较大；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曾发布《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规定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可以投资认股权证及期权。香港已发行的股票投资基金投资认股权证的投资额度一般占基金资产净值的３％至５％。同时，该法规也对基金投资认股权证及期权做出一定限制。如要求计划可投资于认股权证及期权作对冲之用。此外该法规还对卖空等行为做出了限制。
    其次，投资权证应严格遵循止损原则，一旦跌破止损位应及时退出，不应等待解套，或试图通过低位补仓摊低成本。严守止损原则的原因在于：首先，当权证处于深度价外时，其价格敏感度会大大降低，除非标的证券大幅反弹，否则几无解套可能；其次，权证价值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少，因此被动持仓等待往往是得不偿失的。
    第三，权证较适合作为短线投资品种，持仓时间一般不应过长。由于权证价格容易出现急剧波动，因此买入权证后需要密切关注标的证券以及权证本身的价格动向，如果不能经常盯盘，则应尽量避免投资权证。
    第四，进行权证投资时不能"贪便宜"。换言之，不要仅因为一个权证的价格极低而去买入。对于一些价格仅为几分钱的权证（一般是价外权证），通常蕴含着极大的风险。随着时间流逝，除非其标的证券价格短期内大幅反转。

【国资改革】
韩强：声援郎咸平、左大培
    最近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引起学术界关注，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公开发表声明，称要坚决站在郎咸平一边，称赞郎咸平是真正的金融专家，并且是有良知的金融专家。左大培在声明中称，郎咸平有关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领导MBO的总结论就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并指出，近几年集体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所谓"改制"，成了极少数人对公有财产、甚至中小股民财产的疯狂侵吞。这种侵吞被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某些"经济学家"，不仅为这种行为辩护，给它们戴上"改革"的高帽，而且还在直接出谋划策。
　　这里，我发表声明支持郎咸平、左大培的学术精神(具体实例另议)。
　　第一，郎咸平、左大培提出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的，人民有知情权、发言权、监督权。国有资产属于全体人民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明确规定。国有资产的积累，是1949年以来企业的广大职工、知识分子、管理干部劳动长期的结果，同时，广大农民也为国有资产付出了代价--剪刀差。国有企业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任何尊重历史的人都会承认这个客观事实。我们不否认国有企业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在经济转型过程防止贱卖国有财产是涉及到企业职工切身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问题。对这样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学者都应该本着向人民负责的道德良知实事求是地进行评论。
　　第二、学者的社会责任感，正义感。从中国现代化的角度看，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意味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观。中国传统观念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念必须破除。朗咸平从分析上市公司入手，要求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发言权、监督权，是有意义的。左大培早就提出建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2002年8月他在凤凰电视台《世纪大讲台》做过专题演讲。我在新浪财经做过介绍(《评左大培的设想：国有资产的动态管理》2002年09月09日13:50 新浪财经)
　　第三，郎咸平研究香港证券市场：国有控制股公司、家族控股公司、公众公司的经营状况的文章早就在香港报刊上发表，这也一次他发表了对欧洲上市公司的研究，指出欧洲国家都有国有股，说明了混合经济的情况，让某些张口闭口就是美国如何如何的"经济学家"们吃惊。对于欧洲的情况左大培做过深入的研究，他与裴小革合著的《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结合历史与文化的全方位探讨》从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的高度上对欧洲混合经济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其实，亚洲的韩国、日本也是混合经济，铁路、邮政也是国有的。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quot;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在过去数十年中，曾经依靠强有力的政府规制和政府支持的大企业集团，通过高强度投资实现了高速增长。1961年以后，韩国政府就把发展经济摆事实在首位，提出"民族中兴"、"祖国现代化"的口号，建立了经济企划院，实行官司民协作体制。美国经济学家沃伦诺夫甚至非常感慨地说："韩国企划厅定出来的规划，具有权威性和高效率，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计划机构所不及的。"而韩国学者自己在描绘"官民协作体制"时说，这是国家宏观计划指导下的"有领导的资本主义"，甚至有人说，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物"。
　　第四，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曾经有过辉煌，但是亚洲经济圈内，特别是东南亚也有其缺点。郎咸平指出，亚洲的家族集团像一座金字塔，企业分成四层，最上层是家族控股公司，第二层是私人公司，第三层是上市公司，第四层是现金收入及利润公司。据统计，在亚洲九个国家中，除日本外，上市公司最大股东分布，控股的股东都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上市之后，必然与地方官员勾结，借以登上权力的舞台。没有一个例外，这种官商勾结，这种不可避免的事实，损害了制度的有效性，影响了一个国家的法制化，而且家族控股越大，越无效，越没有法制。1997年的泰国，亚洲金融危机，家族企业欠花旗银行的私人债务最后全部转为国债，他们所欠的债务直接由全体大众来承担。
　　所以，我们研究国际经验，不能只是美国的，还应该包括欧洲、东亚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包括一些失败的经验(特别是俄罗斯)，正反两个方面都要研究，聪明的人不仅要学习人家成功的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不犯人家已经犯过的错误。
　　第五，所谓"公有"、"私有"，要辩证地看。2002年4月20日，年近九十的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在"中国财经高级论坛.2002上海"活动中，欣然接受了记者专访。他说："十五大之前，我编写了一本《于氏简明社会主义结构辞典》，其中注明了每一个名词的概念。在我看来，单谈'全民所有制'这一概念是没有意义的。我最早在'十五'大上提出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特点。奴隶社会有奴隶社会的公有制，封建社会有封建社会的公有制，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社会的公有制，同样，社会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不能够一概而论公、私有制。只有承认把公有、私有财产都看作是神圣财产，社会主义才能全面发展。" 于光远先生还向记者认真分析了股票市场的性质问题，他认为，股票市场只存在个人股，没有私有股。这其中有一个两重性的问题，股票持有者并不代表股票私有，只有出现股票转让，卖出股票换取的货币才称为私有财产。于老强调指出：应该区分公众化与私有化，股份化并不意味着私有化，更确切地说，与其说是私有化不如说是公众化。(《东方网》2002年4月22日，《中国证券报》2002年4月29日)
　　我在《经济哲学讲稿》(《经济现象的哲学思考》)中对于光远同志的观点进行过详细的分析。我的主要观点是：任何国家都必须有公共设施。我认为股份制公司是产权明确的、动态的、混合的集体所有制，因此它必须尊重每个股东的权益。因为公司的资产是全体股东的，所以谁要退出，只能卖出自己股票，不能把公司的生产资料直接拿走一部分，这实际又是对每个股东的限制，体现了个人服从集体的原则。同时集体也要考虑个人的利益，小股东可以通过法律对股东大会中侵犯自己利益的决议进行诉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上市公司被称为公众公司。
　　在美国，不管你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公司，只要你一上市，你就是公众公司。公众就是一个社会的，集体的观念。所以美国经常有"团队精神"的说法。为什么美国会对安然公司的造假严厉惩罚，因为它破坏了公众利益，破坏了整个证券市场的信誉，所以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就是维护公众利益。
　　第六，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除了一部分科技人员下海，有相当一批企业家原来只是打工者，或者是个体户，他们主要是靠自有资金，一点一滴地积累财富。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是守法的，或基本守法的。违法经营、甚至犯罪的，只是极少数。有些经济学家提出的"赦免原罪"，实际上是为少数不守者进行辩护。这不仅对人民群众不公平，对大多数奉公守法的民营企业家也不公平。
　　第七"原罪"和"仇富"是两个假命题。
　　"原罪"是一个宗教道德判断，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命题。把这种观念应用到任何人身上做价值判断或者做法律判断都不合适，因为从唯物主义观念看，人的观念、行为是后天形成的，不能做先天判断。既然应用到任何人身上都不合适，应用到富人身上就更不合适，因为这样一来，一部分人从它发财的那一天开始就有罪，另一部分人没有发财就没罪。这不符合近现代社会人人平等的观念。
　　所谓批判"仇富心理"实质上是批判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正义要求，批判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反腐败、反对官商勾结，反对造假货的正义要求，不管绕什么弯子，都是为少数为富不仁者辩护，为少数不纳税者进行辩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主张义利一致，孔子早就说过："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孔子、孟子都主张富国、富民，并且称之为仁政。我们现在提倡劳动致富、守法致富，保护合法私有财产，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所以说"仇富心理"是个假命题。
　　这里必须注意，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是反腐败，不单是针对少数违法经营的民营企业家，也包括少数国企的高管人员、少数贪污腐败的干部。腐败者是极少数，如果仔细看"富人原罪"和"仇富心理"两个假命题，就会发现：不管绕什么弯子，都是为少数为富不仁者辩护，为少数不纳税者进行辩护，为少数官商勾结者辩护、为少数造假者辩护，为少数行贿受贿者辩护。言外之意?quot;赦免原罪"，不要再追究了！你要是有不同看法，再拿"仇富心理"的大帽子扣你！
　　我们注意到：吴敬琏教授指出，社会中存在的更多的是仇腐心理，而不是仇富心理。应当将两者严格区分，并加以正确引导。否则，就会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对立，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新闻晨报》2004年6月14日)这个观点基本是正确的。反对腐败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政策，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和民营企业家)都坚定不移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第八，国有企业包括国有控股公司的领导和高管人员都是人民的雇员，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也都是是人民的雇员。我认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是清产核资，摸清家底，而不是忙于几家大企业的整体上市。因此建议人大、审计部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要追查国有资产流失的典型案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经两次播出节目。一个典型是山东某农机公司(曾经在全国排名中也是数得上的)部分管理者另注册了一家民营公司，同时仍然兼任国企工作，把主要业务让所谓"民企"经营，然后让原国个出钱办货场。另一个典型是南方某食品厂在改制过程中，厂长把机器、招牌、甚至是历年来的奖状转移到郊区办了一厂，让自己的亲戚经营。使原有国企成了一个空壳，再卖给另外的民企，不仅坑了民企，而且使原国企的职工没有安置费。这些以权谋私的行为，这正是郎咸平所说的"国企、民企联合挖空国有资产"的典型。
　　当前，我们要特别警惕那种挂两块招牌的"假民企"，一头吃国家，一头吃民企。
　　第九，我一直对所谓的MBO表示质疑。朗咸平提出在美国只有1%的公司进行过MBO。其实，MBO也有两种情况，一是买断总公司下面的分公司的经营权，但是仍然受总公司制约，这就是所谓的特许经营。另一种情况，是管理层收购，这只能是主人也不想要的公司。但是，我们的某些经济学家却拿美国1%的例子说事，要在中国推广MBO，实际上是要对国有企业进行MBO。有些人想发财，又不想象真正民营企业那样创业，想直接从国有企业下手，实现一夜暴富，所谓宣传MBO，正是这种暴富心态的反映。如果高管想对民营企业MBO，那老板就请你走人。这就好象保姆想要当主人，主人只好解雇保姆一样，没商量。
　　第十，我建议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组成联盟，共同研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真正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哲学思维基础上的。我非常欣赏长江商学院项兵教授说过的话：国际上有实力的大企业的竞争是高层次的竞争，是企业文化的竞争、文化价值的竞争、哲学思考的竞争(电视演讲大意)。希望我们的企业家，无论是民营企业家还是国营企业家进一步提高素质，勇敢地参与国际竞争！

【宏观中国】
警报拉响 中国经济不一定"通缩"一定"内虚"
    无论通缩是真是假，内需疲软已经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面临着失去平衡和自主性的危机
　　"通缩派"聚义万众楼 "通胀通缩一线天!"
　　这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私下里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感慨。
　　当上半年宏观经济运行数据出来后，
市场还没有来得及欣慰经济退烧，易纲描述的这种"多一分则肥、少一分则瘦"的忐忑不安情绪，就强烈地让官产学界感受到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如履薄冰。
　　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低0.2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5.4%，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3.2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涨幅稳步回落， 4、5、6月的CPI同比涨幅分别为1.8%、1.8%和1.6%，环比分别下降0.3%、0.2%和0.8%。
　　这样一份数据，在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曹玉书看来，隐含着许多复杂的矛盾："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所谓"新问题"和"新情况"，集中表现在四个难以捉摸上：物价去年上涨一度超过了5%，但今年却一路下滑；下半年出口形势难以预测，理论上汇率调整2%，对整个国民经济一年内的影响大约在0.5个百分点，但实际情况谁也说不好；上半年投资增长速度慢了下来，从走势上仍有继续加快的趋势，未来投资反弹或下滑仍拿不准；粮价更是扑朔迷离，夏粮丰收，秋粮丰收也将呈定局，粮食价格继续下降，农民增收将成为难题。
　　与此同时，令中国经济困扰的"老问题"依旧。曹玉书坦言："截至目前，煤电油运供求矛盾有所缓解，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过度扩张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但产能过快扩张的后果继续显现……"
　　这已经反映到了具体的行业运行和企业效益上。8月2日举行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会议上，常务副会长罗冰生首次表态，"钢铁生产的总体产能已经由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转向产能过剩。"据称，目前的产能过剩正是导致最近几个月国内钢价持续下跌、出口大增、部分企业面临亏损的根本原因。
　　7月27日，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公开指出，上半年中国亏损企业总亏损额达1075亿元，同比上升59.3%，为1999年以来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中国工业经济效益总体水平增幅较去年同期回落了22.5个百分点。他认为，今年以来，中国主要工业行业持续两年利润全面增长的格局被打破，许多行业建设项目相继投产，产能增长很快，在需求趋缓的情况下，供大于求的矛盾逐步显现，市场竞争加剧，加上燃料价格居高不下，因此行业效益明显回落。
　　尤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引擎--珠三角与长三角，主要经济指标均出现了严重的大幅下滑。上半年上海市GDP同比增长10.3%，增幅同比回落4.5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同比回落6.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1%，同比回落10.8个百分点；广东省GDP同比增长12.6％，增幅同比回落2.5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同比回落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6.2%，同比回落9.7个百分点。
　　由此，对宏观经济趋于通货紧缩的怀疑，开始在市场掀起了一场分贝越来越大的议论。其中，7月30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在北大万众楼召开的"CCER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尤为引人注目。会议上，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宋国青教授和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袁钢明四位经济学家，不约而同、或重或浅对当前宏观经济运行提出了通缩警告。会议甚酣时，易纲悄悄走了进来，静静地听取了这场"通缩"报告会。
　　警报已经拉响？
　　事实上，相当一部分学者和经济官员对"通缩预报"持反对意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见来自德高望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卓元研究员和位高权重的央行副行长吴晓灵。
　　张卓元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仍在高位运行，全年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下半年出现通缩的可能性不大。他认为，从投资、消费、出口和工业生产等主要指标看，5、6月份没有出现明显下滑趋势，油价、房价、工业品的价格涨幅还不小，CPI上半年是2.3％，这些都不能支持下半年通货紧缩要来临的论断。
　　吴晓灵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政策实践指出："虽然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在中央的调控下增幅有所减缓，但是这种投资的减缓并不是说明我们经济马上要冷了，要走向通缩了?quot;她认为，尽管1－6月份投资增幅是27.1％，但6月当月的投资增幅高于前几个月而达到28.8％，是一个增长态势，"而就贷款而言，尽管上半年达到了我们预计要放款的规模，但是前5个月放款比较低，6月份比去年6月份多放款1800多亿，增量仅次于2003年"。
　　吴晓灵认为，这两个数据可以说明，资金上和内在动力上都是有反弹基础的，加上外部的需求也没有更多的变化，因而经济还存在着上行的动力。
　　对此，林毅夫也引用数据坚持认为，中国在今年下半年或是明年初很可能会再度出现通货紧缩，"中国1998-2002年物价指数持续下降，产生了通货紧缩，虽然2003-2004年物价指数有所回升，但只是一个表象，通货紧缩背后原因并未消除。"
　　他特别指出，构成零售商品价格指数的16大类商品中，有10类价格指数自1998年至今持续下降，只有4类在2003年上涨了，包括金银珠宝、印刷品、食品和燃料。2004年价格上涨商品增加了饮料和建材两类。但随着农产品产量连续两年增加和投资增长的降低，作为价格上涨主力因素的食品、燃料和建材价格将会下降，进而在今年下半年第4季度到明年带动价格指数下降甚至出现负数，即出现通货紧缩。
　　袁钢明则明确指出，目前的价格水平已经落入通货紧缩警戒区，因为消费者价格指数连续大幅度下落，从3月的3.9%下降到6月的1.6%。"这种价格下落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他说，年初的预测还是4%，现在已经在2%以下，这个变化一定会对经济态势造成损伤性影响。
　　他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最近几个月消费价格指数的下落主要是由于粮食价格的下落造成的，"粮食、食品价格涨落支配了消费价格总指数变动"，也就是说，如果排除粮价因素，至少从CPI呈现出的当前经济景象仍是1998年以来通缩的继续。
　　内需不振是大隐患
　　尽管"防冷派"和"防热派"交锋激烈，但如果仔细领会其观点背后的含义，会发现他们争辩最终，结论都落在了"内需不振"这个共同的担忧之下。
　　3个月前还乐观提出总需求U形反转的宋国青坦言，现在自己也加入"看冷"的"大合唱"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2004年5－8月宏观调控力度过大的"百日调控周年效应"所导致的"国内实际投资增长接近于零"，使得中国经济内需不振现象越来越"抢眼"。
　　他分析说，今年上半年GDP名义增长率为14.7%，实际增长9.5%，但去年上半年是贸易逆差68.2亿美元，而今年上半年则是贸易顺差398.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由1.0%上升为4.8%。去除贸易顺差，国内名义需求增长8.4%，剔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仅为3.5%。
　　所以，宋国青个人倾向于认为实际投资的增长率接近于零，他甚至不排除负增长的可能性："因为如果国内投资增长率接近于20%，加之消费的影响（10%左右），如何能使国内需求仅增长8.4%？"
　　因此，宋国青真正担心的不是通缩，而是宏观经济政策引导下的总需求问题。"抑制总需求相对容易，但要重新启动总需求则较为困难。"他指出，"总需求宁强勿弱。"
　　林毅夫也把形成通缩趋势的根本原因归结于："前一轮投资过热，生产能力比需求增加快，形成过剩生产能力，造成价格下降，其中没有财富效应，消费需求增长基本没变。"
　　吴晓灵在坚持"中国经济不会冷"的同时，也同意应尽快启动需求："中国必须改变过度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积极扩大内需，拓展国内市场。"她介绍，今年上半年的进出口总值占GDP的70％，其中出口达到40％以上，这说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出口的大幅度增长。她警告说："这样的一种发展格局就引发了很多贸易摩擦。应该说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用内需来带动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才有利于形成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事实上，内需不振与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发展模式有关。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动力在内需短期难以启动的前提下，逐渐转移向大进大出的国际市场。这种投入和产出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随着出口的大幅增长越来越强烈，经济发展的政策和动力也更多倾斜于出口，国内市场对经济的影响则相对越来越弱化，最终形成了内外经济的不均衡。现在，以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越来越畸形，2005年1－6月，外贸对GDP的带动达到40％以上，其中一季度还高达56％。同时，低估的汇率实际上是把非贸易部门的资源廉价转移到贸易部门，使贸易部门极度扩张，导致对资源的消耗越来越大。
　　受制于高度不稳定的国际市场和内需不振，成了中国经济的重大隐患。
　　重振内需
　　无论是"紧缩"威胁，还是内需不振痼疾或发展模式困境，中央领导已经有了高度警觉。在7月下旬中南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明确提出，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适时适度的微调，推动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的方向发展"，"努力增加居民收入，积极扩大消费需求"，"积极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优化出口贸易结构，促进国际贸易的基本平衡"。
　　为了实现这些转变，央行近期开始有针对性地对银根进行一定程度的放松，货币供应及贷款增长快速下滑已有缓解迹象。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5.7%，比上年末和今年5月末各高1个百分点，冲破了全年15％的调控目标。人民币贷款上半年新增1.45万亿，已完成全年信贷目标的58％。这表明，央行已经开始微调经济运行。甚至曾经作为重点治理对象的上海地产，近日从央行上海分行也传出了"继续支持上海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声音。
　　在缓解紧缩威胁的同时，如何进一步拉动内需？吴晓灵认为应该从两个方面加快当前的政策引导工作。首先，要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由于很多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正制约着经济发展和消费，因而要加大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的支出，这样才能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加大消费支出。
　　同时，她强调要加大劳动力成本。她指出，现在中国劳动力是"不完全的劳动力成本"，特别是农民工仅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结果以牺牲国内劳动者的福利为代价，使世界享受了中国低价劳动力的好处，却没有得来好评，反而增加了贸易摩擦。她强调，应切实提高中国劳动力的待遇。"也许有人担心劳动力成本上去后出口会减少，但是劳动力的收入增长了，会增加在国内的消费，同样能够带动经济的发展"。
　　林毅夫开出的"药方"是加快农村建设，启动农村需求，他指出，收入和基础设施两个因素限制了农村消费，因此应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多投资一些与生活、商业流通、文化有关的基础设施来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这会带来三方面的好处：启动农村已有的购买力，消化过剩生产能力；增加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形成良性循环；缩小城乡差距。（《商务周刊》）